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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宜兰头城二二八》:父亲的死亡证书

宜兰头城妈祖庙二坑七尸案

我出生时,户籍资料父栏已有(殁)的纪录。那是以代书为业的祖父,在其儿子郭章垣于1947年3月19日左右,于(省立)宜兰大病院院长职上,被「地方驻军」(监察院调查报告所示)以「无审、无判、绑架、谋杀、灭尸」等方式杀害于宜兰头城妈祖庙庙埕上之后,以「陈情书」向嘉义县溪口乡户籍机关申报其子业已死亡的缘故。我是郭院长的遗腹女,也是他唯一的子女,我没有父亲、也没有兄弟姊妹。大约4岁时,母亲把我带回她的娘家─云林县土库镇,有舅舅林庭训照顾我们母女。土库,是我从幼稚园到1973年自高雄医学院毕业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的故乡。

祖父有三个太太,父亲本是原配次子,因哥哥2岁夭折,成了祖父倚盼甚重的长子。袓父把父亲送到日本,在东京读高中后,父亲不负祖父的期望,考上了庆应义塾,进入7年制的医学部。不久,祖父因替人做保而负债累累,父亲哀哀恳求,坚持把同父异母的三弟带到东京,希望培养祖父三个太太各自的长子,期盼来日共负近20人口的家计。父亲的同母大弟(二叔)因跟随祖父做代书文书工作而早已先结婚生子。我的父母亲结婚那年,二叔二婶已有生育二男,很得祖父母疼爱。

我的父亲因为身为长子,责任心很重,跟我母亲结婚后,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东京继续学业(医科第五年,1940年),一直不敢有孩子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,于1946年2月回到台湾,5月上任宜兰「省立」医院院长,宜兰当年夏天爆发厦门传入的霍乱。父亲马不停蹄地照顾病人,努力控制疫情,因而与时年26岁的官派市长朱正宗等发生行政冲突,而在1947年3月台北及全台湾的二二八滥杀与清乡的暴政中,与其他六名公务人员被绑架、谋杀于宜兰头城妈祖庙(庆元宫)庙埕上,挖二坑埋七尸。

李登辉时代,二坑七尸案牺牲者叶风鼓的次子叶朝清,曾把他整理的资料交给我,详述此一发生于1947年3月19日的惨案:

一、遭难者

1.郭章垣:宜兰大医院院长(日本时代直隶台湾总督府),日本庆应义塾医科毕业并完成外科医师训练。1915年12月10日生。2.苏耀邦:宜兰农校代校长。日本釜山音乐学院毕业。殉年55岁。3.林蔡龄:台银宜兰分行营业课长。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毕业。殉年27岁。4.叶风鼓:宜兰警务代课长。殉年40。5.赖阿涂:警员。殉年24。6.吕金发:警员。殉年20。7.曾朝宜:警员。殉年21。

二、唯一生还者

林金春:邮电局电信课长。被刑求拘禁十几天后释回。白色恐怖时又两度被拘捕入狱达十几年。

三、相关人物

1.朱正宗:官派宜兰市长,时年25至26岁,大陆籍,后又任公卖局局长、台湾土地开发投资信託公司总经理,为本案重大关键人物。

2.罗大伟:宜兰警察局警务课长,大陆籍。为本案重大关键人物。(宜兰人有这幺一个说法,二坑七尸案中的警务人员应是罗大伟加害。此人曾于案发后远走他处,曾回宜兰,并坦承:「当年做过了头!」)

3.陈智:市长秘书,大陆籍,通台语。曾被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之激动分子拿武士刀欲砍之,郭章垣院长由背后抱住持刀者,救其一命。后来听说发疯,不久死亡。

4.傅国堂:时任驻军团长,曾因盲肠炎由郭章垣院长开刀,救其一命。

5.徐光沖:基隆要塞司令部派驻宜兰之参谋。关键人物。

6.周竞宇:宜兰空军机场队长。

7.李文王:驻军七十军七十五师224团营长。

8.邵汉三:驻军七十军七十五师224团团长。

9.魏启一:民政课长。

10.李祖寿:宜中校长。

11.林春光:二二八处理委员会重要干部。

12.游如川:处委会唯一派驻台北干部,事后安然无事。

13.康长铭:实际参与绑架警员之一,大陆籍。传于事后约2年,携大批财物回唐山。

14.简宗琳:刑警,实际参与绑架,台籍。

15.吴其政:警员,实际参与绑架,台籍。

16.蔡阳昆:宜兰医院外科医师,郭章垣院长在蔡医师宿舍被绑架时,与郭章垣院长夫人同时在场。

17.李本璧:宜兰市公所税务股主任,亲身经历其事。(见张文义着《噶玛兰二二八》)

18.许焰灶: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成员之一。可能为军方爪牙,有资料显示此人参与提供被害人名单。

四、「成兴楼」鸿门宴及头城妈祖庙庙埕杀人灭尸惨案

21师师长刘雨卿手下驻军七十军七十五师224团团长邵汉三,其属下李文王营长派人与罗大伟警务处长于成兴楼宴请「处理委员会」各成员,暗中辨认「清乡」对象。然后在徐光沖参谋指挥下,由警员吴其政、简宗琳、康长铭等人带路,于3月18日凌晨到各受害者家中绑架,并于次晨在头城妈祖庙庙埕杀人灭尸,并派军人站岗。

五、案发后头城妈祖庙庙埕上的惨状

妈祖庙庙埕上有挣扎露出土外之手脚各一只,附近榕树上挂有苏耀邦的绅士呢帽、赖阿涂的警帽及吕金发的皮带。庙埕上有二坑,一坑三尸,另一坑四尸。露出的手指甲内有泥土,尸体没有枪伤,有弹尽活埋之说。郭章垣院长尸体被挖起时,身上仍五花大绑,双手反绑于背后。

六、收尸经过

仕绅卢缵祥出面与军团指挥官交涉结果,同意让遭难者家属在晚上半夜前去「偷尸」。附带条件是,必须在军方「不知情」之下「窃走」尸体,而且要礁溪警察分局同时具报。其实头城警察分驻所就在附近,但故意捨近就远,以便家属有充分时间「窃尸」。当时因电信中断,特由体型笨重的电信代所长「练山水」骑脚踏车慢慢到礁溪分局呈报「盗尸」。再由礁溪分局向团部报案。该军再假问原委,然后称盗走了就算了,表示结案。

受难者家属除曾朝宜亲人没联络上外,其余均由朋友、亲人、善士冒险前来半夜认尸、收尸。有的人帮着打点照明,有的人到附近打井水帮忙洗尸入殓。由于一时间要同时收殓多具尸体,小镇棺木店没有够用的抬棺大樑,那时的人只好含悲忍泪,抬棺沿着海边沙滩行进,一遇风吹草动,只怕是军方赶来,大伙赶紧丢下棺木,跑到林投欉下躲避,等平静后再继续行走。一行经打马轩、三步竹子、下埔、埔顶等处,下葬于宜兰二号公墓。当时也没有聘请道士作法事,怕的是军方出尔反尔,追缉盗尸,一直到天明才草草了事。

一纸要不到的死亡证书

我于1973年自高雄医学院医科毕业后,因结婚而在同年年底来到美国。1974年起,我欲接先母来美,但从我怀孕到终于把母亲接来美国之间,因为拿不出美国移民局所要求的先父郭章垣院长之「死亡证书」,而整整折腾了几近2年。1970年代早期,美国还没有承认PRC。美国在台湾设有大使馆,芝加哥则设有中华民国领事馆。

我因先生已是美国公民,所以我是拿PR(永久居留权)来到美国的。我要申请母亲来美,首先必须到中华民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取得「探亲证明」,给母亲去美国在台大使馆办理来美签证。这一切都没问题。

只是,母亲到美国大使馆去办理签证,被问起到美国探亲的目的时,母亲直言不讳地说是因为唯一的女儿已有身孕,需要母亲前往帮忙照顾小孩,好让女儿产后可以继续医院实习。

这幺一来,美国大使馆拒绝了她的探亲签证请求。他们表示,据母亲所言,她到美国之后是要工作,而非探亲,于是他们要求母亲办理PR,并请她拿出与我父亲的结婚证书或照片(证明合法婚姻),另要母亲提交父亲的死亡证书,证明她必须依亲于我(唯一子女)。

母亲来信表示,希望我到中华民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取得「依亲证明」,才能办理来美依亲。照当年中华民国政府的规定,我必须在美国住满2年,方可提出家眷的依亲申请。当时,我到美国未满一年。经我挺着五、六个月的身孕与他们解说后,办事人员为难地进去里边,与长官请教了20分钟左右,出来时,给了我一张依亲证明。

好面子的祖父,当年为了迎娶嘉南平原大地主的幺女儿,听说借钱来办喜事,用20辆小轿车到土库迎亲。所以,母亲不难拿出与父亲的结婚照片。

但父亲在宜兰大病院任院长职上,被无审、无判、绑架、谋杀,尸体首先被埋(灭尸)于头城妈祖庙庙埕上,母亲趁夜收尸埋葬在宜兰公墓。于我小学时,六叔与李瑞珍医师(父亲同班同学,父亲死后担任代理院长)陪同母亲与我,把父亲尸骨葬回故乡嘉义县溪口乡家族墓园内。父亲的死,没有死亡证书。但美国不接受嘉义地方法院「失蹤10年视同死亡公告」做为死亡证明。

当时已是1970年代中期,美国大使馆拒绝母亲来美探亲的申请,认为她一到美国势必久居,一来依亲于唯一子女的我,二来就近照料我初生的女儿,俾我继续医学生涯。因此,美国要求她提出她与父亲郭章垣的结婚证明,以及郭章垣的死亡证书,要她逕行办理永久居留申请。结婚证明不是问题,但是父亲的死亡证书,母亲提不出来。

母亲急了,回忆起出事被绑架时,见证者有在宜兰大病院跟郭章垣院长学外科的蔡阳昆医师。蔡医师曾留学英国,英文流利,听到来意,急忙提笔疾书,并即刻送人以英文打字,交给母亲。我这方面,也直接写信给美国大使馆细说情由,并由外子出具生活保证书,于是母亲才顺利来到美国。

我为何告洋状

母亲于1975年6月中旬,经阿拉斯加来到芝加哥,两个因二二八失去依靠的母女,不知哪来的勇气,离开台湾来到美国定居。约10年多,母亲在帮忙我把老幺送去学校读一年级后(1985年),在离我一个钟头车程的芝加哥市内,找到已住有11、2户台湾乡亲,由日本人经营的「平和」老人公寓。她曾对我说过,日本人有这幺一句话:「女人三界无家」,出生的父家,结婚后的夫家,夫死后的子女之家,都不是自己的家。台湾,我们也无家可归了。

这10年多,有一件事一直挂在我心上:「为什幺父亲死亡,没有死亡证书?」一般来说,医生是在人死亡时签发死亡证书的人,也是判断死因的人。父亲既是宜兰省立医院院长,为什幺他的死反而没有死亡证书?

我从美国报论得知,台湾一代菁英在1947年被刬除,经过了40年的断层后,年轻的新一代已经成长了,他们预测台湾人不再沉默了,将会有所动作,不再容许国民党威权独裁继续下去了。于是,我选择在1986年写信向蒋经国要求先父的死亡证书。

我把信寄出后才告知母亲。我万万想不到,经过了40年,已是美国公民的母亲,竟然歇斯底里地惊恐万分,更担心连累在台亲人,把我大骂了好几天。我也真真实实地自心底产生恐惧、不安的感觉。

隔了不久,也不知是一时灵感冲动,还是老天给的勇气,我给雷根总统写了一封信,而且作梦也没想到,他回信了。因为我自己的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美国经验」,反倒令我体会到美国政要的人性,与台湾政要相对之下的护短(这里说的是二二八的罪行)与敷衍。行政院二二八专案小组在李登辉指导下,最终以「雷声大,雨点小」的阴霾落幕,草草了事,每一条人命赔六百万新台币(举施江南医师为例,他留下遗孀暨五个子女,每人各赔一百万新台币),犹如替「无审、无判、绑架、谋杀」的军政罪行给予了「合法化的杀人执照」,没有任何加害者被起诉或谴责!陈水扁接着以一张一视同仁的「恢复名誉证书」,更加持了老李的「宁静革命」!这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没什幺,但是做为二二八受害者的后代(尤其是殉职宜兰大病院的郭章垣院长)来说,我没有办法原谅!

我在乎的是,这个「政府」如何应对一个为公共卫生殉职的郭章垣院长?他们可以不发给我「死亡证明书」?可以用新台币六百万敷衍吗?一个直属总督府的宜兰大病院的行政官员,难道比不上一介「荣民」或退休后拿台湾人税金到中国享福的退将吗?

《宜兰头城二二八》:父亲的死亡证书

书名:《宜兰头城二二八:遗孀郭林汾的三国人生》作者:郭胜华出版社:前卫出版社出版日期:2019年2月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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